名师简介：徐冰（1955-）祖籍浙江温岭，生于重庆。1977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1981年毕业留校任教，1987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现为独立艺术家，生活工作于纽约。曾在美国华盛顿沙可乐国家美术馆、纽约新美术馆、布朗士美术馆、西班牙米罗基金会美术馆、捷克国家博物馆等重要艺术机构举办个人艺术展。曾被邀请参加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芬兰、意大利、德国、韩国等国的重要联展。

设计观点：在文字的“真”与“伪”之间。

个人荣誉：1999年获得美国文化界最高奖：麦克·阿瑟奖（MACARTHURAWARD）；
2004年以“9·11”废墟尘埃为材料所做的作品《尘埃》，在英获得世界视觉艺术最大奖项——首届“Artes·Mundi国际当代艺术奖”；
2007年在荣获美国版画艺术终身成就奖。

问题：

看您回忆在收粮沟的生活，感觉和现在一般的知青回忆很不一样，既不是受难的不堪回首的，也不是悲情的热血的，好像您过得很踏实。您说要记下“有用的部分”，那当时有没有什么让您反感甚至憎恶的东西呢？

徐冰：

对农民和农村，没有什么理由去憎恶；如果说是政治运动，现在回想起来，对国家没搞好会有负面的情绪，但当时也没有什么感觉。“文革”时号召大家到农村去，多年来受到的教育让我当时并不觉得这有问题，反而是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些，越辛苦越觉得愉快。当时说“读书无用”，我发现自己的无用的知识在这个亲近自然的地方有效地发挥出来，肉体上的辛苦得到了精神补偿，还收获了很多对于人性，对于这个国家的认识。如果让我回忆一生当中有什么阶段是值得的，那么插队三年真的是愉快的。

问题：

写这段知青生活，您的文章叫《愚昧作为一种养料》，“愚昧”怎样滋养了您？

徐冰：

“愚昧”的养分只能是走过那段路回头再汲取。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段历史，至少我是愚昧的，可是你能把过去经历过的都涂掉，不活了？当然不行，只能直面这些过去，看看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藏在你不喜欢的或者讨厌的东西下面。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有些东西我们太讨厌了，但是这下面一定有特殊的价值和有用的东西。不管怎么样，中国是实验性极强的地方，值得艺术家在这里工作，这个地方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产生巨大能量的地方。

问题：

在您看来，为什么恰恰是以古元为代表的解放区艺术家能够取得新的艺术形式的革命，成为真正的“先锋”？

徐冰：

古元那一代艺术家，很好地处理了艺术和生活现场的关系。我们并不是要重复那个时代的艺术样式，但他们处理艺术和现实关系的经验是可以被位移到今天来的。原来说艺术是现实的缩影，但现在因为科技的原因，世界怎么回事谁也说不清了。艺术发展到今天，“艺术”是什么，成为最不清楚的时代。你越想把艺术做好，越不能把艺术当回事。我的态度是：你生活在哪里，就要面对哪里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我始终认为艺术的深度不是从艺术本身的风格流派之间的比较，或反复改良而获得的，好的艺术家都懂得处理艺术和社会现场之间关系的技术，获取艺术的深度。以前看到当代的好作品，我总觉得如果我的智商再高点就好了，后来发现不是智商的问题。而是你是否有能力把社会能量转移到创作中。这就要求艺术家对人类的命运关注，而不只是关注自己的作品本身。

问题：

80年代以来，越来越强调艺术家的自我表现，现代艺术更是被老百姓认为“看不懂”，艺术市场也是一个与普通人无关的交易圈子。像古元那代人为大众、为人生、为人民服务的艺术观念，在今天这个社会还有可能实现吗？

徐冰：

我认为这种观念被转换成另一种形式。90年代我第一次去香港，发现“艺术为人民”在这里以票房的形式存在了。讨人民喜欢的艺术才能收获票房，他们虽然没有社会主义口号，但真正做到了艺术为普通大众。今天，由于市场化，艺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和人民发生着关系。虽然我不太喜欢香港巴塞尔艺术节，但是我看到不止所谓有钱人、收藏家、艺术从业者去看展览，搞设计的、媒体人、时尚达人，甚至文艺青年都去看展览——特别是文艺青年，今天去欣赏当代艺术是文艺青年必须要干的事，文艺青年被这种似懂非懂的感觉满足。我会觉得当代艺术其实是通过各个渠道被稀释到生活中。

问题：

如今，当代艺术的商业化受到不少批评。您认为艺术创作和资本的关系是怎样的？

徐冰：

把资本的能量转化到艺术创作中没有什么不对的。离开资本没有办法创作，就算是我的讲述底层故事的《凤凰》，如果没有资金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认为艺术家应该有自己的底线，简单说，就是在到底要艺术还是披着艺术的外衣来挣钱里做出选择。后者不是我要的，但也无可指责。

想成为艺术家得想明白一件事，为什么别人让你游手好闲做自己的艺术？你有什么能拿出来和这个世界交换？我常问自己，别人为什么愿意花钱买我的作品——一堆材料，也许这些材料可以启发别人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想事情，这是我工作的价值，是我为社会服务的部分，也是我能和社会交换的部分。

问题：

您赞赏齐白石的“工匠之思和民间智慧”，说在他眼里“为大众”和“为市场”是一件事，在您看来这是解决艺术与商业问题的途径吗？

徐冰：

英文里有一个词commodification，是商品化的意思。齐白石是国家用他的艺术做了大量的艺术衍生品，脸盆、暖瓶、床单等日用品上都是他的画。齐白石毫无疑问是天才，他的工匠之思与民间智慧让他生来就具有解决“雅俗”的能力，把传统手法与当下生活拉近。

比起他，我们今天做的都是“投降主义”的艺术，但齐白石是一个非常有自主性的人，我觉得他是最有中国态度的画家，他做木匠的经历促成他智力的彻底发展。他的木匠活是他的素描——素描的核心目的不是要画得像什么，而是让一个人从粗糙变得精致。

问题：

那么艺术家需要从“匠人”做起吗？

徐冰：

其实“艺”和“术”是在一起的东西，“匠”是“术”的部分。艺术家的思维是在“术”的过程中展开的。优秀的艺术家不可能离开匠，思想的深刻性是在一个人动手的过程里展现的。艺术随时都在找到一个“度”，而度的把握恰恰需要“术”的积累。

问题：

在西方的经历对您而言最大的收获和影响在哪方面？

徐冰：

在西方的学习对我最大的影响还是让我对自己的文化更敏感，更有自信。过去一两百年的历史不断否定我们的文化，让我们向西方学习。但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单一价值观到现在显示出了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东西是可以拿来起到补充和矫正作用的。我很清楚，如果说我在西方从事艺术受到什么认可，那一定是我的背景和文化中特有的优质的东西，通过作品带给了艺术圈。所以说，我很珍惜这种文化上的自信。

其实中国人都是崇洋媚外的，包括我自己。我们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对西方的羡慕。现在有的评论家很奇怪，常常说一个艺术家的成功是因为使用了中国元素，他们要先替西方审视一下中国的作品。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我也要问：一个中国艺术家不使用中国元素，使用什么元素呢？美国元素、国际元素？什么是国际元素？我们没有必要用西方的眼睛，替西方人来判断自己做的事情吧？

问题：

您在中央美院授课的感受如何？您和年轻的学生彼此都有收获吗？

徐冰：

我觉得我回到美院的作用大概是象征性的，即便我不做什么，可能也会起到一些作用，以前咱们艺术院校的老师不鼓励学生搞实验性的所谓“乱七八糟”的作品，我回来之后就没有什么理由限制学生尝试了。这些年的毕业创作，以每年的“千里之行”作品展为代表，变得很活跃，系和系之间的综合性变得很强，对艺术边界的态度开阔了。

研究年轻人的创作和生活态度其实很有意思。美院办的“CAFAM未来展”鼓励青年人的艺术语言探索与观念推进，去年的题目我们给它命名为“创客”，但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年轻人的生活、创作、工作方式很丰富，可是展览的效果却不够有意思。我开始思考，也许不是年轻人的问题，而是由于社会变化的不确定性，“标准的当代艺术”已经没有能力表述这个时代的丰富。艺术真的是一个很旧的系统，很难和当代文明形态成为平行的东西。艺术要求年轻人把有意思的东西转换成艺术品，然后放到美术馆这个古典的系统里，让世界各地的人来看。这个过程恰恰和当代的、发散的方式正相反。这样的认识，算是年轻的艺术家们给我的启发。

From: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