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内对于中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卷土重来。5月13日，美国参众两院的40位议员在提交的相关议案中指责中国通过操纵汇率、非法补贴等手段阻碍自由公平贸易。

　　“中国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从市场准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主要问题可能是开放过度而不是相反，说中国操纵汇率也是无稽之谈。”5月14日，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经大幅度升值，次贷危机以来美元的升值并非中国的过错。至于非法补贴，我不知道这是何所指。为了稳定出口，中国确实加大了出口退税的力度。但是出口退税是WTO规则所允许的。如果想批评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希望这种批评更为专业一些。”

　　2008年中国出口退税额为5865.9亿元，2009年出口退税预算额为6708亿元。余永定认为，出口退税对经济的稳定和拉动作用不如直接的政府支出。“可以略有夸张地说，直接拿这6700亿元购买产品，再将其分给中国人岂不更好？何必把这些钱给企业鼓励它把东西卖到外国，然后增加别人对我们贸易保护主义的批评？”

　　但是，在反驳美方指责的同时，也该反思自己的政策。在余永定看来，正是因为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的出口导向政策，特别是过去几年来未能贯彻“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在2010年底实现贸易基本平衡的方针，才逐渐形成严重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随之而来的巨额外储则让中国深陷“美元陷阱”。

　　而为了走出“美元陷阱”，出于对冲美元风险考虑的人民币国际化，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迈开步伐。

　　无论是近期总计6500亿人民币的货币互换，还是建立五个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都被视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标志。但“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也就不可能完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项目自由化必须遵循渐进的原则，人民币的国际化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余永定强调二者的紧密关系。

　　作为多年来潜心研究世界经济与中国关系的专家学者，余永定一直关注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利益，尤其是高度外贸依存度经济模式下的巨额外储的风险。在其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时以“敢说真话”而闻名。而刚刚辞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所长职务的余永定，目前将主要精力放在联合国国际货币与金融改革专家委员会(简称“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工作上。

　　余永定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动力和机会，但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

　　人民币国际化是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相联系的渐进过程

　　《21世纪》：现在上海要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这和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过程。但有一个问题在于，如果不实现资本项目的开放，上海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也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可资本管制对于中国来说是个防火墙，您怎么看待二者的平衡？

　　余永定：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是密切相关的。如果资本项目没有彻底开放，人民币就不是完全可自由兑换的，也就不可能是完全国际化的。应该看到，货币国际化比资本项目自由化包括更多内容，后者是前者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例如，香港早已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港币可以自由兑换，但却不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货币，甚至不能说是真正国际化的货币。你可以在世界各地买到美元，但你能在中东买到港币吗？

　　而且，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例如，日本很早已经实现了日元的完全可兑换，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对日元的国际化并不积极的，直到现在，日元的国际化程度也大大低于美元。

　　国际化的货币是可以跨越国境在全球充当价值贮存、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的国别货币。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国家可以享受一系列好处。其中包括消除汇率风险、提高企业融资效率、提高金融机构的竞争力从而扩大金融产业、推动金融中心建设和获取铸币税等。但是，货币国际化也会带来一系列风险。反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论据大都可以用于反对货币的国际化。不仅如此，货币的国际化还可能带来比资本项目自由化更多的危险。正因为如此，许多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地区)并不一定希望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由于港币不是国际化的货币，当国际投机者试图沽空港币时，只能在香港银行间拆借市场借到港币。在同国际投机者斗法的时候，香港金融当局在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的同时，大幅度提高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迫使投机者匆忙平仓，败下阵去。

　　但马来西亚就相反，当时马来西亚的货币国际化程度比较高，林吉特在新加坡的外汇市场可以借到。投机者通过新加坡市场借入林吉特然后抛空，取得大笔投机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包括日本、新加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推进货币国际化非常谨慎的原因。

　　资本项目的自由化和货币国际化的速度是因国而异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和货币国际化的关系在各国也各不相同。澳大利亚是通过资本项目的完全自由化和汇率的完全浮动，推动澳元国际化的。但新加坡和日本则不然。

　　我们在没有完全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是可以的。一方面，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不应该破坏必要的资本管制。另一方面，有些管制是可以放松的。在放松了部分管制后，人民币可以同时实现某种形式或某个方面的国际化。比如QFII，允许外国人进入中国市场买卖股票，这就属于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推进，也属于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进程，因为允许了外国人持有人民币资产。另外，QDII也有同样的功能作用。

　　我们应该有一个推进资本项目逐步自由化的时间表，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表同时也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二者并行不悖。

　　最终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健全度

　　《21世纪》：2007年提出“港股直通车”时，您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认为这是开了一个大的闸口，可见您认为当时还没到放开的时候。那么您认为彻底开放资本账户需要实现的最关键条件是什么？

　　余永定：这个最终要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健全程度。首先，如果你的资本市场很深，那么资本的流入流出不会对资本市场和资产价格造成巨大冲击。其次，如果资本市场发展得比较完善，投机套利的机会就比较少。另外，如果所有制改革、产权规范也比较清楚，那么通过资本流动实现洗钱的目的也很难达成。

　　资本项目的自由化会形成对国内资本市场的冲击，如果要将这种冲击降到最低程度，基本条件就是金融体系要健康。这就要求中国的银行体系比较健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相当发达并有相当的深度，同时我们银行的利息率应该是自由化的。这些都是我们要开始去做的。当这些工作完成后，外国资本就自然不太会出现大进大出的现象，即使有这样的大规模进出，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有了足够的深度，也可以进行自动的调节、抑制。再退一步，即使资本、货币市场因为资金的大进大出受到冲击，但只要我们的企业资产负债表足够健康，不至于由于汇率的波动导致大量企业的倒闭，使出口受到影响，也能够保证我们国内经济秩序不受到严重冲击。

　　当把这些工作都做到位了，就可以考虑彻底放开资本管制了，人民币的国际化也就水到渠成了。

　　积累外汇储备是低效的抗风险方式

　　《21世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各国吸取了两个教训，一是加强资本管制，一是增加外汇储备。但这次金融危机又发现增加外储也有问题，美元风险对冲不掉了，您觉得这次的教训怎么总结？

　　余永定：首先要思考，一个国家为什么要有外汇储备？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比较通行的解释就是Self-Insurance(自我保护)，防止人家对你的攻击。还有一个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为了解决国内失业问题，必须实行固定汇率制度、要有大量的贸易顺差。其必然结果就是外储增加。还有一种所谓“泊车”理论，就是如果一国的储蓄率比较高，有较高的外贸顺差，但我暂时不知道怎么用，暂时寄存放着(购买美国国库券)，以后有机会了再拿出来用，就好像在冰箱里存放食物一样。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南亚国家的外汇储备确实增加了不少，但情况也不太一样。韩国确实开始积累外汇储备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投机性攻击，并且水平较高。而泰国金融危机后马上又回到了贸易逆差状态。

　　但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之所以没有受到严重冲击，不是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水平很高，而在于有资本管制。马来西亚后来实行了资本管制，情况也就好转了。这次金融危机韩国受到的冲击很大，其实韩国的外汇储备水平是很高的，但它没有资本管制，它以为几千亿的外储积累对韩国来说已经足够了，但仍旧经受不起这次的冲击。

　　所以，用外汇储备来避险不是个好方式，必要的积累量是要的，但想用它来做防火墙，是非常低效的，而且外汇储备的积累本身意味着资源损失，因为你积累的外汇储备要么是借来的，要么是挣来的。借来的你要付利息，也就是你要对外国进来的投资支付利润，而挣来的就有机会成本，拿去买美国国库券，现在它的收益率是零，那么这个机会成本付出得就太高了。中国现在有资本管制，所以我们应该主要通过这个方式来防范风险，而不是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防止风险，这不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人民币债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突破的关键

　　《21世纪》：现在大家在谈论亚元，我们看欧元就知道，欧元的几大问题，让渡货币主权，受区域内贸易局限等，都将成为亚元的未来问题。尤其是让渡国家货币主权，中日未必愿意。

　　余永定：对，这是个非常难的问题。从现实条件来看，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可能主要还是在人民币国际化上，而这主要在于除了贸易结算，是否还能进行人民币债券的发行，或鼓励别人发行人民币债券。

　　现在各国需要美元，鼓励它去发行熊猫债券，然后拿人民币向我们买美元，这样也可以减少我们的外储风险。但外国其实并不真正想持有人民币债券，担负人民币的债权，只是因为现在的情况下他们缺美元，那么人民币作为一个中介，通过本国发行人民币债券或者鼓励外国发行熊猫债券把我们的美元送出去。这个过程中银行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另外，可以组织银团贷款，方式也以人民币作为中介，贷出去人民币然后让外国机构拿回来向我们换美元。现在是个好机会，但要注意，这个机会很快就会过去，而且一旦过去可能就再也不会有了。

　　《21世纪》：发行人民币债券不仅是现在趁机摆脱美元的一个好方法，长远来看，对于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也是一个关键的突破点。

　　余永定：目前我们在做的贸易结算、货币互换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作用都是有限的。人民币国际化更重要的内容和标志是发行人民币债券，就像美国政府那样，它发行美元国债，然后全球买。

　　如果中国发行人民币债券，现在谁来买？所以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不是一厢情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