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跨国企业，具有深厚的基础，只有更深度地在复杂系统中、在由政府主导的经济体中冲浪，做生态的玩家，才是可取的经营哲学

        神华集团原董事长陈必亭出山考虑执掌国内最大的粮油加工外资企业益海嘉里，华为聘请原英国政府首席信息官约翰？萨福克担任全球网络安全官，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企业聘用本土政府官员司空见惯，但跨国企业聘用当地政府高官担当大任并不多见。不得不问，这仅仅是跨国企业单纯意义上的人才本土化配置策略吗，是否具有更深刻的宏大意义？

        外企引援不再遮掩

        我们不妨站在中国的视野下梳理一下这种现象的总体概况。

        国内企业疯狂圈政。资料统计在我国市值排名前50位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大企业如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担任中国石油董事，香港立法会前主席范徐丽泰任中国神华独董，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高尚全曾任职于中国中煤等。其他小型民营企业更是难以统计。深谙政商之道的企业，通过这一招就发挥了政府高官的余热、余权、余威、余网的作用，拨开了政府与企业之间隔着的面纱，用极经济的投入换回较大甚至远超过预期的回报。

        国外企业见缝插针、投怀送抱。一直以来，到中国的跨国企业多少还显得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虽不常直接挖人，不过遮遮掩掩给政府高官多少或实或虚的好处已然不是话题。它们也在不断寻求与政府的各种联系，谋求发展捷径。

        总的来说，我们看到了跨国企业如今不再那么遮掩，开始深度游说当地政府做战略层面的投资。这里面不单单有国外跨国公司，也有国内优秀跨国企业的身影。

        高官投资六大盘算

        那么，引入政府官员到底能给跨国企业带来什么？他们能否发挥预期的正向蝴蝶效应，或者说这样的行为带给跨国企业的意义是什么？

        适应系统运作规律——生态玩家。社会系统本身有一套复杂的游戏规则，作为系统里的个体必须尊重且适应这种规则，甚至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和管理，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是追求价值最大化的前提。跨国企业通过政府高官形成与当地紧密联系的窗口，敞开胸怀深度融入当地的生态系统，作为参与玩家，这不得不说是大企业追求更高境界的意志表达。比如国际四大粮商，一方面通过政治挟持来影响和决策多产业组合间的配置和趋势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产业的发展制定未来的游戏规则，手笔之大令人惊骇。相反我们所熟悉的万科，作为产业的领军者，却与社会生态完全隔离，不碰政治、不碰灰度，独善其身，虽然留下了一个千亿的数字刻度，但却没有站在产业整体高度重新定义产业并领导产业的发展。而作为跨国企业，具有深厚的基础，只有更深度地在复杂系统中、在由政府主导的经济体中冲浪，做生态的玩家，才是可取的经营哲学。

        拉开战略思考时空——新视野洞察市场竞争。从企业的市场竞争大致可以看出一个路径：从最初的产品及服务竞争、运营(成本)竞争、商业模式竞争，发展到整合与平台竞争，再到现在的资源竞争、高端资源垄断竞争，已然到了掌核心资源者为王的时代。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未来更是全社会复杂系统、生态系统集成的竞争，只有深度把握技工贸、政产融的集大成者才能成为赢家。企业也应该不断主动做出应对市场竞争的反应，是战略转移、战略撤退还是战略进攻？长征不是谁都能走完的，主动以更高格局去迎接市场竞争需要莫大勇气。而找来政府高官可以说正是企业站在竞争起跑的最前沿所打响的第一枪，是对接这个时代、拥抱国家政策、经营社会资源、集成政产融的一种尝试。而政府高官到来可能引起一个突变效应，带来新的思想、新的人脉和新的政策信息，在战略层面注入新的特色和活力，一定程度上是企业战略发力的标志。

        发射“战略深度当地化”的信号弹。跨国企业在本土以外的发展受到各种制约，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面对竞争的绞杀越来越多，内部管理成本上升越来越快。企业的国际化不是单纯的国际化，而应是国际化与当地化一体，这才是综合成本越来越高时代的安身立命之本。不深度融入一个具体的环境，迟早空间会被吞噬。而跨国公司招聘本土高管，则是跨国公司扎根当地发展的一个明显的信号，展示一种融入当地、服务当地、发展当地的社会形象，消除当地政府对外资的顾虑，传递给内部员工一种明确的战略信息以凝聚当地发展的全员动力。华为，作为中国国际化的旗手，在深耕国际市场、融入国际发展上曾做出过牺牲，但现在的这种行为看起来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自觉管理“资源经营时代”。再也不会有“新大陆”，粗放式的资源经营注定将不会持久，善于资源经营者是制胜之道，而资源的取向重中之重便是政府。比如万达把房地产做成政绩综合体，营销政府，成为政府提升形象和政绩的一张名片，继而掐尖中国最优质的地产资源，气势恢宏。如果它能够走向世界，景象可见一斑。而善于分析政策趋势的复星，根据国家及产业政策的分析选择投资高成长行业、高成长行业中的高成长企业、高成长企业中的高成长阶段，“三掐尖”使复星成为产融结合的典范。而作为跨国公司来说，并不具备万达、复星在本土的优势，那甘为鱼肉吗？管理层中配置政府高官，拉近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立竿见影。可见，自发地管理资源、经营资源必须上升到自觉管理资源、经营资源。

        构建吸纳多元形态的集成平台。引来一个政府高官，体制决定的思维、文化及工作习惯可能严重不一致，而这正可以给战略止步不前的企业注入特色与活力，并以此为契机推动企业的变革，实现经营的突破和战略的转变。尤其对跨国公司而言，一般都是行业的顶尖者、产业的组织者，拥有庞大的体量，更适合以此来构建能吸纳社会多元形态的组织平台，并对各种形态进行集成管理。

        核心人力资本的投资。政府官员很多时候本身也是战略家、经营家，尤其中国央企高官，围绕这一精英群体的不仅仅是最宏大的资源，其本身也是企业管理的绝对好手，直接引过来管理跨国企业并不成问题。在美国，政府官员与企业的对接屡见不鲜，已成为一种常态，只是在中国，这样的成功案例不多见。可以预见，益海嘉里请出陈必亭，最低层次是一笔超价值的人力资本投资。华为则相对难判断得多，可能萨福克真是网络安全的权威，但即使不是，至少也建立起与英国政府的沟通界面。

        引入官员之后怎么办

        这样看来，本质上益海嘉里请出陈必亭，华为聘请原英国政府官员，是市场竞争到一定阶段跨国企业对国际环境所作出的反应，是一种适应市场竞争、拥抱当地发展，掐尖优质资源，深度理解融入复杂系统的由自发到自觉的非典型的战略纵深。这种战略意义上的行为是跨国企业竞争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国际化进程中边际效益最大化的一种追求和尝试。这种尝试实质上反映了跨国企业在本地化中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一旦投资所产生的收益超过预期，则必然走在竞争的前列，也能更好应对本地企业的围剿。

        那么，这种趋势就不应该是单一企业的偶然行为，而是面对当下政治经济全面一体化的趋势，面对更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企业做出的一种生存选择，也是企业获取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行为创新。或许这之后，类似消息将更多地见诸报端，成为政府官员及跨国企业的双赢现象，引起政府官员入主大型跨国企业的一股潮流。

        现在的问题是，作为中国企业我们有必要进行总结，引入政府官员之后应该怎么办？面对国外大型企业的东道之谋，我们应该如何抢占先机进行反制？

        1.统一理念。跨国企业提供更广阔的价值平台，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市场化薪水，渐变消除文化差异，强化理念和战略的宣传与贯彻，使彼此得到最大化的认同和融合。

        2.管理风险。李斯到了秦国才能有用武之地。布热津斯基、基辛格到了美国，才能推动美国的发展，才能定义美国将往何处去。黑箱部门且不去谈，可能的水土不服或者双方的可能分歧都得通过预先的设计进行管理，将负面效应发生的风险阻止在最低程度。

        3.引导舆论。人为最大化事件的正向价值，自觉引导舆论的正面宣传，放大事件的正面效应，提升市场影响力度，并在苗头上破坏外界的负面猜测，防止竞争对手借机炒作。

        4.用人得当。不宜急于求成、要成绩，因为有可能与旧体系有冲突。不妨先以副职形式边发挥影响力边熟悉企业，有意识地展示其形象，适应期之后再入主关键岗位或者成为地区决策制定者。

        5.加强监督与预警。从企业层面来看，政府官员到来有众星捧月的意思，必须对其管理行为进行监督，对战略性事务、重大投资决策进行有效监督，甚至不定期对其管理行为进行特别的审计。建立预警机制，一旦发现预警信号，必须及时梳理，防止负面蝴蝶效应发生。

        6.配合特殊考核。政府官员的到来，往往企业感觉会伴随着一个突变的状态，众多资源紧随而至，容易导致过高估计其长远价值，被表象的光环所罩。企业需要按照其真实能力及长远价值分阶段进行考虑和安排，实现政府官员及企业自身平稳过渡，使官员有信心，企业员工不失公平感。

        总之，善谋者善舞。思维理念的革新是必然，在规则中经营未来是趋势。跨国企业与政府官员的碰撞走向如何，值得继续关注。